不知道何时这瘾才能一点也没有了。
'随笔' 14
在那一瞬间,他决定跳下。结束所有的一切。人生只是一场戏,他已没有耐心也没有兴趣继续等待下去。27年,当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没有真正开始,还没进入角色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也许他觉得已经足够,也许是他无可奈何的接受。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仗义的人,一个曾经英气勃发的青年人,一个我并不了解他的内心的人,与这个世界说了再见。在我心中,他是我少有的很敬佩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善良,他对朋友的真诚。我曾经给他陪过酒,我为此喝多,他说如果以后我让他陪酒,他喝死也要给我陪好,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他走完了他的整个生命,如同晚期癌症的速度。最后的最后,也许他突然回到了11月之前的他,他看清楚了他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已经无法回去。他的善良和真诚让他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个世界,他决定结束,就像《搏击俱乐部》里的那个人格分裂的主角。
他飞走了,他曾经的笑脸,他的声音,他的一举一动,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所有影像在湛蓝的天际慢慢的消逝,最终化为没有……没有,再也没有。
这是真实的吗?
一连多日,他的死亡让我难以平静,我似乎始终都无法相信一个那样模样的,曾经那样鲜活的人就永远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到最后也给他的朋友以警醒,以经验,如同他将一支烟递到了我的手里,他总是慷慨。
那些轻松的欢乐哪里去了?
在胖子博客上,听到周云蓬唱的一首海子写的诗,让我又感觉到了久违的诗的魅力。在上世纪末,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对当代诗歌还是非常关注的,有时自己也会写上几首。记得那时候经常在淄川般阳大戏院前面的书摊上翻翻《文友》,里面有一个伊沙主持的诗歌栏目。在上面读到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印象很深,那一年伊沙代表杂志还将一万元奖金送到了在福利院的食指手里。记得那时候喜欢的诗人有食指,于坚,韩东,西川,黑大春等人,海子那时我似乎不是很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海子的诗太浪漫了吧,可能不太暗合当时的心境,那个年龄的我对思想大概更敏感。到后来,慢慢的不自觉的我也不太关心诗歌了。到最近几年,听说八,九十年代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而现在整个社会也都不关心诗了。我不知道是真的因为我自觉的兴趣转变让我慢慢离开了诗歌,还是社会对诗的渐渐漠然折射在了我的身上。然而,诗,真的,不是别的,它就是诗。
为了那个年代的回忆,再读读那时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吧。
尚义街六号
于坚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
许多人不以为然
他们只认识梵高
老卡的衬衣 揉成一团抹布
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
他在翻一本黄书
后来他恋爱了
常常双双来临
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
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
朋友们一阵轻松 很高兴
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
大家也衣冠楚楚 前去赴宴
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
那些字乱七八糟
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
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
我们只好说得朦胧
像一首时髦的诗
李勃的拖鞋压着费嘉的皮鞋
他已经成名了 有一本蓝皮会员证
他常常躺在上边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穿鞋子
怎样小便 怎样洗短裤
怎样炒白菜 怎样睡觉 等等
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
外衣比过去深沉
他讲文坛内幕
口气像作协主席
茶水是老吴的 电表是老吴的
地板是老吴的 邻居是老吴的
媳妇是老吴的 胃舒平是老吴的
口痰烟头空气朋友 是老吴的
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
很少露面
没有妓女的城市
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
偶尔有裙子们进来
大家就扣好钮扣
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
又不肯弯下腰去
于坚还没有成名
每回都被教训
在一张旧报纸上
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有一人大家都很怕他
他在某某处工作
“他来是有用心的,
我们什么也不要讲!”
有些日子天气不好
生活中经常倒霉
我们就攻击费嘉的近作
称朱小羊为大师
后来这只手摸摸钱包
支支吾吾 闪烁其辞
八张嘴马上笑嘻嘻地站起
那是智慧的年代
许多谈话如果录音
可以出一本名著
那是热闹的年代
许多脸都在这里出现
今天你去城里问问
他们都大名鼎鼎
外面下着小雨
我们来到街上
空荡荡的大厕所
他第一回独自使用
一些人结婚了
一些人成名了
一些人要到西部
老吴也要去西部
大家骂他硬充汉子
心中惶惶不安
吴文光 你走了
今晚我去哪里混饭
恩恩怨怨 吵吵嚷嚷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空唱片 再也不响
在别的地方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张庆国等人听了
心里很嫉妒 表情很自然
早年怎么不认识吴文光
那天晚上 他们在床板上想
1984.6
好多年了,我看不清。
2005年10月28日
今天有位本科时结识的朋友来找我玩,下午我们一起打了乒乓球,我知道在四五年前我们就在一起打过几次,我知道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心情。我突然想打乒乓球能给我带来什么,快乐吗?我似乎感觉不到,反而感到一种压抑和沉闷。那我在这里打乒乓球是为了什么呢?想到这里我突然特别害怕。今天在小皮的博克里看到一组问卷,上面有个问题是“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是麻木。真的麻木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对于它我怕极了。我想起我在高一的时候打乒乓球,我觉得那时候我的水平比现在高多了,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对过去的美好的记忆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那时候的状态是好的,是顺畅的。就像现在我的数学水平应该比高中时候强很多,但是我现在做题的感觉却不如从前了,高中的时候对各种题型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即使遇到不会做的也能知道自己是在哪个地方知识有欠缺。但是现在我对数学却是一片模糊,我不能从整体上看到它的面貌,我只能用手去摸,摸到一个地方是熟悉的,摸到另一个地方是陌生的。但是它到底有多大,我又有多少地方是曾经触摸过的,我不知道。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很痛苦。
2005年11月12日
我一直想描述一下我这几年的生活,它们,嗨,怎么说呢?在这几年的前几年我的生活还能给我带来锥心的痛,快乐不好说了,但是那种痛苦我记得。现在呢?我只能用混沌来表示。我说我一直想描述一下我这几年的生活,但是直到现在我才开始动手写起,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混沌的状态它不允许我来描述它,也就是说我想通过描述试图改变,但是我又深陷混沌的最深处懒洋洋的不想找到这样一条出来的路。就像我的衣服脏了,我想把它们洗干净,但是我太懒了,有些时候是这样的,衣服越脏的时候你越懒,破罐子破摔了吗,你觉得这样不也能过下去吗?何苦费要费力气洗出来呢,再拖一拖吧。这像极了我现在的生活逻辑。
2005年11月15日
上了研究生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了,但自己的基础太差了,真后悔本科的时候没有好好看书。关键是自己的思考总是钻牛角尖,想一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然后把大量的时间和本就稀少的精力投入进去,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一样。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把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想复杂了,这令我很是难受。做梦的时候总是想自己能够像别人那样一般思考,能看很多的书,能明白和记住很多的东西。但是我总是怀疑,而且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怀疑,是一种无端的怀疑,因为这种怀疑很难求出结果。
2005年11月15日
当新志和小马重又相逢的时候,小马已经显得苍老和麻木了,而新志则愈发的平静和淡漠。他们又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到了以前的中学,在操场上新志朝着楼上正在上课的学生大声喊“你们好好读书了吗?”,小马制止了新志,说不要这么大声。楼上正在上课的正是以前被新志和小马烧过他的汽车的那个老师,听到操场上的声音,到窗口看到是新志和小马,骂了一声“还是那些混蛋”,他不知道现在的新志和小马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两个少年了。
2005年11月28日
坐在通向远方的汽车上,我总有种感觉:我就像躺在一条大海中的小船中一样,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会闭上眼镜,静静的享受这虚幻的宁静。时间总会推移,当我的脚踏上地面的时候,我知道我又回到了真实。我总是在回忆过去,我都回忆的有些厌烦了,是因为在现在我甚至找不到一丝的快乐的空间和时间,在现在我不敢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就会想到很多让我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想大声的喊出来,把胸中所有的郁积都喊出来,但是我喊不出来,太沉重了,我没有这个力气,我没有这个力气。
2005年11月28日
(电影《地下》)无意中从网上下下来这部电影,是戛纳电影节95年的金棕榈奖,看了之后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突然有种感觉:电影是可以这样拍的,而且这样拍出来之后不会让人觉的离奇,反而觉的更加的真实。
2005年12月22日
(七武士)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这么喜欢黑泽明的电影。虽然只看过黑泽明的《七武士》和《影武者》,但我心里面是那样的确信我是喜欢黑泽明的,似乎有种心灵的契合,我喜欢黑泽明的叙事、镜头、节奏,当然最关键的是黑泽明要表达的东西。在《七武士》里面那些性格鲜明的武士,他们睿智、果敢、谦虚,他们有着宽阔的心胸和贴近大地的情怀。仔细想了想,之所以《七武士》能够具有某种强大又难以说清的吸引力,除了七个武士鲜明各异的性格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武士身上体现的宿命感。武士阶层已经潦倒,生命总是短暂和无常,农民在打走了匪寇之后似乎忘记了所有的不安,他们兴高采烈的狂欢,拿出藏着的酒和肉,也许快乐只是只该如此。但是勘兵卫他们是清醒的,他们明白狂欢的背后是人生的苦难和无常。当农民狂欢的时候,勘兵卫还是那样的平淡,带着些微的也可能是深深的伤感踱步在暮色中:在这场战斗中,只有那些农民是胜利者。
2005年12月23日
(芳龄十三)关于这部影片我该说很多话的,是关于那个少年时期自我意识形成的时候的心理。但是很多话在这之前我已经写给我自己了,自己似乎明白了这么多年自己的症结所在,在此而非在彼,就像当我费尽全力伸手去够一件东西的时候,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原来就在身边。
2005年12月23日
(低俗小说)一口气写了这么多部电影,我似乎已经陷入了一个为表达而表达的陷阱。电影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写的,感受是用来抚慰自己的,而不是用来展示给别人的。语言其实是一个工具但往往它总会不自觉的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而这正是由于语言的工具性所联系的自己与他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和接纳的潜意识造就了语言的生命。所以你往往会陷入其中,思考着怎样的表达才是合适的,怎样的表达才能不被别人误解,怎样的表达才能展现出你的品位和智慧。这样你丧失的正是你要表达的东西。当然我说的极端了点,我的假设是人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的情况下,但是人是社会人,人有和他人交流的欲望,所以二者会找到一个恰当的点达到均衡状态,该点的位置依据于不同人的偏好。
2005年12月31日
(日瓦格医生)今天是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对这种似乎具有意义性的日子总是不太敏感,总会有些对过去时光的总结的,不自觉的,我往往没有放在这样的日子。我只是意识到我又长大了一岁,标志时间的指标又前进了一个单位。
2006年4月1日
前几天在校园中偶然发现一处桃园,开着稀稀疏疏的桃花。春天里的花校园里开了很多,连我这个对花不是很敏感的人也不免被这一些姹紫嫣红的花吸引。但是今天看到这处桃花林,我竟似乎无法移动脚步。古人说桃园仙境,真的是有这样得一种感觉。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概是只有桃花盛开的地方才有这样的清净世界吧。
2006年4月10日
今天心情很不好,是什么原因并不知道,是写论文,写报告的忙碌的问题吗?还是吃的饭弄得肚子不舒服也伤着大脑或是心脏的问题吗?一些情绪是由一些偶然的事件引起的,也或者是由内在的本质决定的。也许心情并不像产业集群的产生一样,偶然事件的作用是突出的。而是偶然的事情就一根针一样刺向了本质所在,于是疼痛就蔓延开来,形成了现在的心情。
所以我不该怨恨现在的忙碌,也不该责怪饭店的厨师,我该走向我的内在,持续稳定的内在。但是我找不到内在的关键之处,或是找到,但也无能为力去解决。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感知方式是有惯性的,是一种路径依赖。我就像掉进了一个黑洞里面,挣扎着想出去但是却不自觉的往下游去。
我想我之所以一直走不出来,大概是因为在少年时候我承受不了一些属于那个年龄的痛苦,潜意识里我一直害怕,一直害怕,但是也一直不知道潜意识里的害怕。我以为我现在很勇敢,但是因害怕而不自觉的回避,也让我回避了最美好的所在。
我是多么想像正常人那样思考,那样感知。愉悦,快乐,欣慰还有——幸福。
2006年4月27日
昨天开完题,于是就感觉有些失落。准备开题的时候,自己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对问题的思考之中,就像玩游戏的时候一样,外界的变动自己已经感觉不到--也许是投入的表现,但是我明白,这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在准备开题报告的时候,遇到问题或是有些灵感的时候就跑到静波宿舍,和静波、安乐、宫文博一起讨论,思想上碰撞的结果是可喜的,安乐提了一个逻辑斯蒂方程解释生物群落演进的方法证明我的研究是有前途的,让我激动了半天。笑言等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定要向他们致谢。

(文/胡冰)
到10月,是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就义40周年。可以想见,会有很多的纪念、致敬,也不会缺少商业上的促销,或许,真正欠缺的是一点严肃的反思。40年来,切·格瓦拉成了一个性偶像,英雄的受难者,革命时尚的终极招贴男人。然而,在他神话的背后,隐藏着黑色的真相。
在格瓦拉参与建立的新古巴,现在哈瓦那到处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却看不到卡斯特罗。卡斯特罗说:“你不会在任何地方看到我的雕像,不会有一个学校,一条街道或者一个小镇以我的名字命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们并不是要教会我们的人民去相信什么,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思考,去推断。”
如果古巴人民乃至后来全世界的左派真的学会了思考,他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崇拜切·格瓦拉之处。他在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岗位上,表现得缺乏现实态度。然而他却认为那些有目共睹的挫折和失败不是经济社会主义化的结果,而是缺乏革命警惕性的结果。当他离开哈瓦那的时候,曾给卡斯特罗留过一封信。信中的话充分表明他是个走极端的人:“革命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他的战友们经常说:“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伟大的使命,一种传道士的使命。”但他们有意隐瞒这一事实:他骨子里是个头脑发热的人,幸而缺乏实际观念。假如他独自掌权的话,要造成许多灾难,会给许多人带来不幸。他因为与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不得不退出舞台。
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
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
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不是列宁,是列农
切·格瓦拉的冷血在青年时代就显现出来。在《摩托车日记》(The Motorcycle Diaries)中,在描述了他在拉丁美洲旅行到处看到的剥削与贫穷之后,切·格瓦拉写道:“我感到我的鼻孔张大了,嗅到了弹药和敌人倒地的鲜血的辛辣味道。”
然而,就是根据这一日记,2004年好莱坞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在其中被扮成了“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他身上具有的波西米亚气质使他非常具备时尚潜力。影片的制片人保罗·韦伯斯特说:“切很自然地融入了50和60年代的到处浪游的生活方式,披头士引发的那种四处活动和冒险的感觉。”
切年轻而帅气,这一点和以后发生的故事,构成了神话。保罗·纽曼曾说,“‘如果我生下来就是褐色的眼睛,我不会成为一名影星。’如果切不是生得这么好看,他不会成为一个神话般的革命者。”
所以,毫不偶然,切·格瓦拉那张广为流传的肖像照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科尔达拍摄的。安德森在切·格瓦拉的传记中描述说:“在镜头中看到切,科尔达在聚焦之后,被切脸上的表情所震惊。它是那种绝对的难以抚平的情感。他按下了快门,照片随即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最负盛名的招贴,装饰了无法计数的大学生宿舍。在照片上,切像是一个终极的革命偶像,他的眼睛大胆地直视未来,他的表情充满了男人气概,写尽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怒。”
这个肖像很快印到了T恤衫、明信片、棒球帽上,进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被麦当娜易装印在《美国生活》的大碟上。
1967年,切死去的同一年,法国的激进主义活动家居伊·德波出版了《奇观社会》,惊人地预测了我们今日对名人和奇观的沉迷。“所有一度直接存在的,”他写道,“都变成了仅仅是再现。”
还有什么比切的命运变迁更能说明这一点?在他去世40年之后,切·格瓦拉被用来出售从牛仔裤到罐装啤酒的各种商品。甚至有一种洗衣粉被冠以“切·格瓦拉牌”,它的口号是“切可以洗得更白”。切完成了一个由暴力革命的象征到时尚酷哥的转变,他现在是一个全球品牌。
另一部切的传记的作者乔治·卡斯坦达说,“吊诡的是,切的生活被倒空了他原本想拥有的意义。不论左派怎么想,他早就失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榜样的作用。”比起列宁来,切更像是列农。
要想成为一位浪漫偶像,一个人不仅要在生命的华年死去,而且要在死时满怀绝望。切完美地符合这两条标准。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金斯这样总结切·格瓦拉的神话:“切的偶像地位因他的失败得到了保证。他的故事充满失败和孤独,这是它如此诱人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他的神话早就烟消云散了。”
爱人类,但厌恶人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本来有机会界定未来的理想秩序。然而,他把古巴的经济管理得一塌糊涂。而在革命前,古巴是拉丁美洲四个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切·格瓦拉的招术是去除一切市场机制,实行高度的中央计划,把道德动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所有这一切,都置古巴的实情于不顾。他的世界观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宣称“必须彻底消除个人主义”。1960年3月,他说:“想到个人是一种罪恶,因为个人的需要在人类群体的需要面前变得不值一文。”
切对集体主义有着斯巴达式的观点,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由无私奉献的革命者领导的平等社会,其中没有民主的位置,没有个性特征,也没有物质的丰富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道德动机在切的社会和政治愿景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集体的无私、牺牲和奉献在他的眼里胜过理性个人的政治自觉与独立头脑,他从不相信尊重少数人权利的多数统治。
这就是切,他对自己的信念无比忠诚,但这种忠诚使他的信念成为僵化的教条。他身上存在着革命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宣称自己对一个叫做“人民”的模糊的东西有无限的热爱,但对个人、尤其是反对自己信念的个人毫不留情。这也就是德伯里所说的,“切爱人类,但厌恶人。”切的政治美学使他对普通人的物质需求和切身利益采取漠不关心甚至敌视的态度。
今天,历史的记录已经无比清晰:格瓦拉主义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是不相容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普通人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毋需依赖“善良的救世主”。
现代的罗伯斯庇尔
切之所以成为切,也和他的身体有关。幼年由于母亲的疏忽而使他得了哮喘,这种慢性病长期折磨他直到死亡为止。与哮喘的斗争造就了他的性格。从小他就习惯于以顽强的意志抵抗和克服一种可怕的疾病,所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没有意志不能击败的东西,哪怕要打击的目标是美国或全球资本主义也罢。从某一点上来说,这既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心理学家们则从心理上剖析切。在《病夫治国》一书中,皮埃尔·阿考斯和皮埃尔·朗契尼克写道:“切·格瓦拉逃避他作为部长的责任,抛弃了他的所谓领袖的假面和他新获得的古巴国籍,为了重新穿上破烂的军服而把家庭交给国家照管,实际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没有办法面对生存的困难,便宁愿绕过这些困难。这难道不是又一个类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是英雄,还是反英雄,假英雄?他是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冒险主义者,理论家,罗伯斯庇尔类型的有宗教幻象的人,一个内向的人,一个强迫症患者,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攻击性,正是这一点使他采取自杀性行为。没有人否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平。而他所进行的狂热斗争,只是不乏用另外一些不平的制度来取代这些不平!”
两位作者说,很久以来,纳赛尔就把格瓦拉视作一个厚颜无耻的人,认为他“思想残暴、嗜血成性”。例如,切曾对他说,“衡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是要看它所触及的人数,使多少人失去了在新社会的位置”,纳赛尔回答说:“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消灭某一阶级的特权,但并不是消灭属于这个阶级的人。”
纳赛尔最后给他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的革命课。他说:仅仅成功地发动民众是不够的,随之而来的是应该和民众结合,像结婚一样,让他们挣钱,建造工厂和开垦土地。格瓦拉颇为不快地说道:“我已经离过两次婚了。”纳赛尔针锋相对地说:“一名外科大夫把他的病人放在手术台上,麻醉之后打开他的肚子,却拒绝把手术继续下去,您对此有何想法?您当过医生,您不能做这种事。”然而,切已经对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洛桑医学院的格劳尔教授,注意到他的性格组成很特殊:“自我身份障碍——职业革命家无祖国,无居住地,无家庭——一种如此与众不同的身份,经常是和恋己癖联系在一起的。握有一种伟大的真理,把这种真理的实现视为唯一的准则,这种狂热,可以是某些人的一种出路,但这种出路,始终受着潜意识中的妄想性自大狂和抑郁症变幻不定的矛盾的威胁。类精神分裂症这个词或许对格瓦拉不合适,因为至少他在战斗过程中曾表现出一些人所具有的品德,认识他的人经常提到他的这些品德,诸如不容置疑的勇敢,生活艰苦,绝对无私(罗伯斯庇尔就喜欢被叫做‘不受腐蚀的人’)。”
如雷吉·德伯莱所说,切·格瓦拉成了一个“到处流浪的没有群众的悲剧英雄”。就精神而言,他属于那些流浪的冒险家一类,他们无法重建他们所摧毁的东西。
我的看法:
切.格瓦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并不十分清楚。上面的这篇文章让我了解到了部分人眼中的切.格瓦拉,或者说格瓦拉的一个侧面。但就我所知,在我们中国这部分人只是一小部分人,所以在这篇博文的留言中大部分人都在谩骂作者,而支持作者的人却似乎是要承受着众夫所指的压力。我所说的这一小部分人并不是那些对格瓦拉持反面观点的人,而是用批判的、理性的眼光去看待格瓦拉、看待社会现象的人。像对待格瓦拉一样,类似的争论在我们中国并不少见,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到理性、怀疑在对阵迷信、盲目中的无助和尴尬。所以现在社会文化的现状是那些鼓动号召性的言论大获市场,而那些求真无华的言论却备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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